摘要：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它承載、凝固的不僅僅是建筑藝術，而且是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北京在不同的文化的交匯中，在不同體制文化的塑造下形成了獨特的面貌，本文從不同年代不同的歷史背景簡要論述了民族文化、港臺文化及大眾世俗文化對城市建筑及城市面貌的影響，并對城市的發(fā)展及文化走向提出了一些見解。

　　關鍵詞： 城市建筑 建筑文化

　　一、引言

　　美國城市建筑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確，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觀，是我們區(qū)別、認識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城市建筑被稱為“凝固的音樂”，它承載、凝固的不僅僅是建筑藝術，而且是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閱讀

　　作為首都，北京成為一個活的標本，一個令人讀之不盡、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僅在體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種不同文化的沖突和張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為例，略談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內(nèi)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設的突出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建設和一批標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長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十大建筑”，構成了以雄偉、莊嚴、壯麗、堂皇、開闊等為特征的新國都的視覺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類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門城樓等歷史建筑文化意蘊的轉換，突出體現(xiàn)了新體制文化對傳統(tǒng)權威的借助和重構。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在人們心目中它們已不再是一個歷史建筑，而成為黨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號，如 “天安門上太陽升”、“中南海的燈光”之類話語所寄寓的意義。

　　“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nèi)容”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學上的體現(xiàn)，是“經(jīng)濟、實用，在可能的情況下追求美觀”的原則。一批民族風格的公共建筑，體現(xiàn)了當時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為三里河一帶“四部一會”琉璃瓦大屋頂?shù)慕ㄖ�。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費”，然后上升為政治問題━但這一早期嘗試畢竟為新中國建筑的文脈寫下重要一筆。這一時期的建筑實踐與南京民國時期的新建筑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F(xiàn)在看來，當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敘事”大體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個時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氣度和有明確理念的審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規(guī)劃）的能力。

　　在市場經(jīng)濟、分權管理的新體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體是有關政府部門和房地產(chǎn)商，新的強勁動力是商業(yè)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環(huán)境和利益機制中，統(tǒng)一的城市規(guī)劃雖然仍在制定，卻失去了整合、制約的力量。號稱“中華第一街”的長安街上的當代建筑成為北京人調侃的對象：正面棕黃色、側面銀白色的交通部大樓被稱為“陰陽臉”，門字型的海關大樓被稱為“大褲衩”，曲折有致、中間有一月亮門的婦聯(lián)大樓名為“肚臍眼”…… 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頂上一個沒有實際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資達八千萬元之巨。它可能是一個標本，但集中了此類建筑的某種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八十年代以來對國人影響最大的當屬港臺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當中國城市開始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之時，香港高樓密集的都市風光作為“現(xiàn)代化”的典型圖景，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內(nèi)地競相仿效的對象。當然，香港對內(nèi)地建設的深刻影響，不止于作為現(xiàn)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額的商業(yè)資本和大規(guī)模房地產(chǎn)開發(fā)，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記。在北京城，因為開闊舒緩的平面布局和遼闊無礙的天際輪廓線，正是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體現(xiàn)。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亂無序的商業(yè)開發(fā)，致使在緊鄰故宮的舊城的核心區(qū)內(nèi)，在王府井一帶相繼出現(xiàn)了一批高層建筑，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等。與此同時，京廣中心、京城大廈和國貿(mào)中心等玻璃幕墻的摩天大樓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傳統(tǒng)的天際線和城市景觀。今天，無論在故宮、北海還是頤和園四望，背景無不是林立的高樓。

　　三、當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當社會向市場化、世俗化轉變之時，建筑從過去更為重視具有恒久價值的審美感受、意識形態(tài)的超越性力量、統(tǒng)治者的意志和權威，以及精英階層的文化趣味，轉為重視和強調現(xiàn)實的功利、即時需要、時尚潮流等等。權力的結構也發(fā)生了轉移，從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轉為純粹的商業(yè)操作。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放棄了其應有的職責，屈從于房地產(chǎn)商。新的工作機制于是成為“規(guī)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板的”。這種不甚健康的商業(yè)化，必然意味著歷史傳統(tǒng)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著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麥當勞化。一座座失去記憶的城市被大量復制，一批批速成、單調的建筑迅速填充著城市的空間，粗暴地改變著人們的視覺。在新人類的詞典中，“廣場”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間，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園”是樓旁狹窄的綠化帶，“森林”則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園”式諧謔、游戲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歐洲古典建筑紛紛出籠，加入著大眾文化的狂歡。

　　大眾的流行文化和社會心理鮮明地積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東部的中小城市、城鎮(zhèn)和廣大農(nóng)村，不變的時尚是磁磚貼面、藍玻璃的現(xiàn)代建筑。它為什么會如此深入人心、廣為流行而且經(jīng)久不衰，當成為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課題。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建筑時尚則經(jīng)歷了火柴盒式的高層建筑、高樓大廈+小亭子、摩天大樓+玻璃幕墻，以及仿歐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階段。許多人到了歐洲之后，只見綠樹掩映中的小樓而難覓高樓，不禁悵然若失，不知究竟誰更現(xiàn)代化。

　　歐陸風情不可阻擋地成為最新的流行。當上海含情脈脈地重溫其晚近的這一小傳統(tǒng)時，各個城市則由娛樂場所大力張揚這一最新時尚。形形色色的娛樂城無不裝飾著羅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調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請法國建筑師設計成為最酷的豪舉。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國人之手，在建筑風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當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國門的街頭漫步，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不知身在何處、時空倒錯的感覺。

　　城市社會的真正內(nèi)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間、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擴大。市民文化成為城市社會的一個恰當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體味了街道的人間尺度和城市的人間情懷。充滿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馬路兩側的綠樹可以熱烈地相互交接。接續(xù)了昔日茶館、咖啡館的傳統(tǒng)，上海街頭遍布的紅茶館再次成為老百姓的生活空間，在那里年輕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處。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況味。然而，北京的茶館自幾十年前消匿之后，成為了話劇舞臺上的保留節(jié)目。當它重返人間時，卻成為向洋人展銷京味的旅游場所，或者臺灣人開辦的高消費去處，在那里，我看見過白領在下圍棋。類似地，毗鄰使館區(qū)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明確成為外國人的社交場所、北京的高級白領和文化另類的身份認證處。

　　廣場的處境是另一個說明。當群眾性政治集會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門廣場便越來越因缺乏實際功用而顯得大而無當和無所適從。在這片干燥、炎熱、堅硬和廣闊的場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寧，難以解決各種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廣場則迅速完成了轉型，用博物館和歌劇院標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場、綠地和廣場鴿使之成為市民休閑、購物的實用場所，消解了體制文化的傳統(tǒng)象征。然而，精明強干的政府在它巨細無余的管理中，也消解著另一種可能性。整潔干凈的上海，既沒有北京那樣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盜版，也沒有北京那樣豐富活潑的體制外文化空間；既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城市快車依然循著世俗化和商業(yè)化的軌道凱歌行進。建筑師和規(guī)劃專家的反思認為，二戰(zhàn)以來在現(xiàn)代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大規(guī)模改建為特征的城市更新運動，在西方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應該認識到“社區(qū)發(fā)展”規(guī)劃、漸進式規(guī)劃、公共選擇規(guī)劃、歷史街區(qū)修復、小規(guī)模改建、住戶自建等多種新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大城市的生與死也許再度成為令人興奮的話題。